5月18日中午，清华社会学师生学术沙龙第五期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109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应星教授以“从田野到历史——打开质性研究‘双轨并行’的新局面”为题，为现场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讲座由赵一璋老师主持，到场参与的还有孙秀林老师、郑路老师、杜月老师、李晓谕老师和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们。

讲座开始时，应星老师首先引导大家反思当前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单薄无力、悬浮无根”。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大量质性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些研究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似乎并不多。应星老师认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如果质性研究完全抛弃国家和政党的视角，社会学就始终无法根除残缺性和碎片性。第二，质性研究普遍缺乏历史视野，特别是对中国革命史的认真探讨。

这就带出了另一个问题：被寄希望于“面对当下重要问题”的社会学，是不是只需要研究当下的社会？主流的社会学依然受到帕森斯确立的“传统-现代”二元范式的影响，但如果追溯到经典时代，例如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福柯的“当前史”研究方法，就会发现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其中一个核心面向就是历史视野。应星老师认为，当前的主流社会学研究虽然也没有完全不顾历史，但后者总是作为一种模糊的背景或者零星的案例出现，处于一个高度边缘化的位置。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拓展社会学的研究边界”，其中的重要步骤不仅仅是在横向上拓展经济、政治领域，而且还有需要带回历史的纵深感，“把历史带回来”。应星老师并不止于在一般意义上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而是更进一步思考，历史或者传统对于中国社会是否具有某些“特殊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重要性来自两点，首先是中国文明的延续性，再者是从“传统”到革命所代表的“新传统”。

应星老师通过三个具体生动的例子，来阐明当前流行的社会学概念是如何与革命史产生联系的。例如“运动式治理”与“军事地方化”、“行政发包制”与“军事发包制”、 “单位制”与“东北体制”等。结合自身的研究，老师细致深入地对上述案例展开了分析论证。如果不理解“从军事再造社会”，就无法理解运动式治理；对于行政发包制的历史基础的理解，不能跳过革命战争时期“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军事组织实践；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解放区是党经营管理大城市的一个起点，其中多种因素都与后来“单位制”的特点密切相关。

最后，应星老师提出，在社会学面临“何去何从”问题的关头，如果主动疏远和避让国家和政党、市场和企业、法律和历史等重要领域，那么社会学将无力面对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因此，要突破“国家-社会”范式之下“只研究底层社会”的画地为牢，也要在“传统-现代”的格局中重新确立“传统”一端的重要性。这就需要研究者们把握好观念与经验之间、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之间的张力，超越学科之间的僵化边界，克服学科定位的焦虑感，让历史赋予田野以厚度，让田野赋予历史以实感，做出“饱满厚实、脉络清晰”，“察其渊源、观其流变”的质性研究和事件分析。

现场的同学和老师根据讲座内容和自身的学习研究经验，提出了若干富有意义的问题：行政发包制与军事发包制具有多大程度的可比性？“手工作坊”式的质性研究方法传授，如何与科学主义背景下的教学体系对接起来？田野、理论、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看待各种纷繁复杂的“传统”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应星老师基于自身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细致精彩的回答。

供稿：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