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社会公正 情归水木清华——缅怀导师李强教授

肖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2001级（硕）、2004级（博），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大医院病床前，隔着层流床罩我对导师说：“您一直是学生们的榜样，即便在生病的时候也是。工作上的事情不要惦记，有郑路老师他们会帮着处理。您一定会好起来的！李老师，加油！......”老师睁开眼睛看着我，他能感受得到或许也想说些什么。我默默地站在他身旁，只想此刻能给他传递力量——传递他曾给予我的那种力量。

大雪纷飞之际，先生驾鹤西去。对于这位著作等身的杰出社会学家而言，73岁或许正是他最睿智最成熟的年纪。半年多前，李老师曾为在《社会学研究》网上投稿系统遇到的技术问题专门来电咨询；两个多月前在治疗期间他又给我电话，谈及的依然是正在修改的投稿论文，没想到这竟成为他生命的遗篇。我惊讶更钦佩老师对学术近乎忘我的勤奋，蓬勃而坚韧的热情！即使重病缠身也笔耕不辍，我想这应该是他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然。老师去世当晚，我写了副挽联怀念他——“访民生求真理心系社会公正，咨国是育桃李情归水木清华”。

尊重科学和求真务实是李强老师最浓郁的学术底色。他声名闻达于海内外学界的代表作正是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出色实证研究。李老师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带领学生爬山涉水也要完成对偏远地区样本访问的事迹为众人所乐道。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也是国内最先探索以居住点地图绘制和完全列举（enumeration）方法来改进既有抽样框、提高样本代表性的学者。

社会学定量研究范式的科学方法基础是抽样调查和统计推断。中国快速城市化和超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仅依靠原有户籍或常住人口官方登记数据作为抽样框会出现系统偏差，抽样代表性和数据准确性也难以保证。2002年到2004年间，李强老师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著名社会学家Don Treiman和统计学家William (Bill) Mason两位学者共同开展了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中国城乡居民生命史调查”。此项研究的艰难之处不仅在于要完成历经无数轮修改、动辄个把小时甚至更久的详尽问卷访问，更痛苦的是首先要实地测绘居住点地图并制作抽样框。为此，当时我们几个研究生（晓斌、振华、吴春、海辉、鹏飞、李洋、剑波）转战于南北东西四个城市（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和城中村），手持GPS定位设备将所有可能住人的居住点（公寓、宿舍、工地、饭馆、商店、临时窝棚，甚至流浪露宿的街头、桥下）悉数绘制成地图册并编码，再以地毯式访问列举出全部成年居住人数汇总形成抽样框，最后才进行随机抽样和问卷访问。

2004年课题组在北京（左）和苏州（右）城乡结合部用GPS绘制的居住点概略图

李强老师那时院系领导事务日益繁重，但只要一有时间就和我们一起深入田野。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昌平某村调查时正值大雨滂沱，各家各户院落积水很深无从下脚。正当我犹豫该如何是好之际，李老师已敏捷地弯下身捡起地上几块砖头一块接着一块地放到水中，临时铺就了一条通往前方的“小路”，我赶忙跟上了他的脚步......或许这是他们这代人阅尽人生风雨后才有的毫不迟疑。无论是流动人口研究还是历史文化保护研究，李老师都带领我们在问卷设计—试调查—修改—再调查—再修改的反复过程中不断精雕细琢，他言传身教的严谨态度多年后亦不敢忘。我想，人们在博物馆欣赏历代艺术珍品时大概很少会想到考古挖掘工作日复一日的平凡、琐碎和辛苦。在一个精致利己、沽名钓誉者众的浮躁年代，李老师甘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下不为外人所见之苦功夫，源于他坚持以科学求真的态度格物致知，一如清华老校歌所唱——“服膺守善心无违”。

2004年李强老师带领研究生在海淀区徐各庄村调研

李强老师社会学量化研究的背后始终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他用“国际经济社会指标”（IESI）分析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出“倒丁字型”显著特点。这一精准刻画社会分层的重要发现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和社会影响，继而他又用六普数据揭示出社会结构向“土字型”演变的发展趋势。几十年来李老师念兹在兹的核心关怀就是如何促进社会底层向上流动、不断扩大中产阶层，从而使中国社会结构从“倒丁字型”和“土字型”逐步迈向更为公平合理的现代“橄榄型”。追忆二十多年来跟随李老师求学和研究生涯，我的脑海浮现出不同调研场景下一张张具体的面孔：偏远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城中村”陋棚趴在地上无人照看的幼儿、初中辍学走出深山千里之外打工的小姑娘、七八个人睡在缝纫机顶的架空木板上的制衣工、三代同堂蜗居一室对旧城改造既盼又怕的大杂院居民、当年单位荣光不再却不断咀嚼回味的国企下岗职工......他们是抽样调查的样本和田野访谈的对象，也是中国社会结构中庞大底层的代表，更是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普通中国人。青年时代的李强老师亦身处其中，他把在北大荒干农活做木匠的亲身经历和参与式观察的生活感悟转化成为底层民众发声的文字。用李老师自己的话一言以蔽之——“给每一个人上升流动的机会”！

2016年李强老师在“人文清华”讲坛做题为《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的演讲

2004年课题组在成都金牛区洞子口乡的制衣手工作坊调研

在与学生日常讨论聊天时，李老师经常把深刻的学术洞见寓含在通俗易懂的生活实例和朴实无华的言语之中。他用在人民大学时期的高考招生故事让我们深感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的弥足珍贵；他以百年老字号传人的家庭变迁让我们理解建国后的社会分层机制不仅是经济的更是政治的；他举例出访考察的大都会中寻常小店街边随处可见让我们明白市民之城不在于壮观富丽堂皇而在于其细微之社会肌理；他不无得意地向我们说起上山下乡时自己木工手艺很不错会打不少家具，紧接着又忧心忡忡地指出许多农民工已具有高水平技能却并没有被纳入正式职业技能等级评定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社会声望，制度性社会认可的缺失严重阻碍了其地位上升。后来他将此观点写成文章，针对农民工群体“有技术无地位”的长期困境提出恢复“八级工制度”的政策建议。多年以后，我随王春光老师赴江苏太仓做调研。在当地一所中德合作办学的职业技术学院座谈时，了解到其独特教育方式所培养的技工在众多企业中很是抢手，不仅收入可观而且社会声望也不亚于公司白领，名副其实地迈入中产阶层行列。我不由地感佩李老师的远见卓识，也更理解了他为“农民工”转变成“大国工匠”不断鼓与呼的深意。

正如在满院积水中铺就的那条“小路”，李强老师直面真问题、勇拓新领域，俯首为后学成长架桥开路，亦为学术普惠公众不惜余力。他对复建清华社会学和发展清华社会科学贡献更是开拓性和巨大的。建系伊始，李强老师与沈原老师、孙立平老师等齐心协力为师资引进、课程开设、教材建设、前沿探索、学术交流而殚精竭虑，使清华社会学复系后的十年成为声誉日隆、影响广泛的黄金时期。特别是他们苦心邀请了多位海外顶尖华人社会学家来清华开课授业，清华、北大和人大三校社会学学生与年轻教师共聚一堂求知若渴，一时传为学界佳话。继而又编辑出版了惠及广大莘莘学子的“清华社会学讲义”系列教材（周雪光老师的《组织社会学十讲》、赵鼎新老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罗家德老师的《社会网分析讲义》和李强老师的《社会分层十讲》等），为国内相关领域研究开启新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学科基础。在互联网和网络教育资源远不如现在普及发达的二十多年前，李强老师和李楯老师等几位友人一起携手首都图书馆（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精心策划举办了面向社会、颇有影响的学术名家系列讲座，推动学术研究走入大众成为社会“公器”，系里的研究生都曾参与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工作。

2005年李强老师课后被求知若渴的同学们“围堵追问”

2007年清华社会学系的老师们在新春联欢会上集体表演节目

2004年李强老师邀请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来清华社会学系做讲座并聘其为客座教授

2005年李强老师聘请著名华人社会学家周雪光为清华社会学系客座教授

“清华社会学讲义”系列出版物

作为早年入学清华的强门弟子倍感幸运和珍贵的是，能够近距离领略李老师“谈笑有鸿儒”的朋友圈风采。无论是在课堂、讲座、会议还是饭桌上，我们都耳濡目染地受到诸多海内外杰出学者（丁学良、郑也夫、赵鼎新、周雪光、边燕杰、杨大力、陈光兴等）的无形熏陶，聆听他们的真知灼见、感悟他们的家国情怀。回想起当年李老师与群贤畅议家国天下，他时而温和坚定、时而激情飞扬、时而娓娓道来的画面又浮现于眼前。留给我最多记忆的是李老师的笑容，无论是和蔼的、开怀的、淡淡的，还是天真如孩子般的......我戏称两位高大威武的师弟站在他身旁像护法门神，他笑；我在讨论中自以为是而忘乎所以，他也笑；我愤愤于别人对他的怠慢与不敬，他还是笑......疫情期间一次与老师偶尔电话长聊，我听到的却只有他深深的忧虑和难言的沉重。

清华城市社会学的开拓发展更体现了李强老师秉持“开放社会科学”的视野和胸襟。在吴良镛先生的关怀支持下，李强老师和沈原老师与清华建筑学院多位老师深入探讨共商，携手开展什刹海历史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等研究。李老师带领我们与对历史文化保护如拳拳赤子的建筑学院老师（秦佑国老师、左川老师、毛其智老师、边兰春老师、张杰老师等）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邵磊、焦怡雪、王亮、井忠杰、张旸等）在会议室里热烈讨论、钟鼓楼下走街串巷的场景时隔多年仍历历在目。清华、人大社会学系学生与清华建筑学院学生从社会--空间的双重视角、携手入户调查家庭和居住状况（问卷+绘图）的“1+1”方式至今在国内也是独树一帜。他重视学科交叉融合所培养的学生中既有从城市规划和建筑学“皈依”社会学专业，也有从社会学跨界投身到城市规划领域。李老师始终关注物质空间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及其社会生产，他在多年研究中结合中国实际带领学生提出“住房地位群体”概念，总结中国城镇化的不同“推进模式”，更倡导“人的城镇化”核心理念——这又何尝不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呼吁“对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的时代回声？当年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侧重于对旧城改造政治经济学逻辑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为了让我更好地获得指导，李老师特意邀请了国内城市社会学造诣很深的陈映芳老师和郑也夫老师等来参加论文开题，答辩时又专门邀请了社区研究颇有建树的王颖老师和夏建中老师等参加。后来无论他让我去不同场合讲住房问题、社区治理还是基层协商民主，无论面对面交流的是清华本科生、中规院大腕还是卸任高层领导，这对我而言既是信任更是锻炼。李老师甘为人梯提携后学的例子在同门、同系和同行中更俯仰皆是。

2004年李强老师带法国、意大利学者在什刹海白米斜街调研

2009年李强老师与笔者在博士论文答辩会后合影留念

晚年的李强老师更加注重历史脉络、本土经验和基层实践。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杨开道、许世廉先生等社会学家心系凋敝农村、投身社会改革开创了“清河社会试验”，倡导“中国社会学者必得认识本国社会，方能产生本国社会学”。李强老师重启“新清河实验”对之寄于高度期待更倾注了大量心血，即便疫情期间仍深入社区调研。“新清河实验”不仅是为了赓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和社会责任，促使社会学专业学生走出“象牙塔”扎根田野、更好地认识社会和参与实践，同时也反映出李老师晚年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的重要转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逻辑、从宏观数据到微观田野、从知识生产到实践参与）——继承发扬中国社会学自吴文藻、费孝通先生以来见微知著的社区研究传统和看家本领，高度重视从“基层社会共同体”中去发现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的独特逻辑和自身脉络。三年前李老师嘱咐我写一篇对实验的阶段总结文章，我也向他诉说了在实践中时常有如“西西弗斯”（Sisyphus）般的无力感与苦闷。在老师的鼓励和建议下，我重读了费老的《中国绅士》、《皇权与绅权》和《基层行政的僵化》等经典作品，进而提出“社会学的行动力”并从学者与权力的关系角度分析“社会学干预的中介效应”的特点与局限。我想，把该文最后一段话献给以躬行求真知的李强老师是很恰当的：“其实，无论是写作发表、公开言说还是实际参与，都是广义行动的一部分。面对巨变，学者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无法置身事外。毕竟，学者所要寻找或培育的‘社会’从来也不在我们身外。相反，我们自身正应是社会中‘有机’的一部分。”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当年陈寅恪为纪念王国维先生写下了这段铭刻于碑不会湮灭的文字，纪念碑在清华一教北侧日夜矗立无言而又时刻启示着一代又一代薪火相传的新老学人。先生已去，思念不止。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惟此科学求真之精神、公平正义之思想、厚德载物之风范、知行合一之品质，不灭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