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大学问家”

——追忆永远敬爱的导师李强教授

葛天任

（同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江南，风紧雨冷。2023年12月12日下午三点半左右，我得知李老师走了，老师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了。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涕泗横流。

今年四月清华校庆日，我们去北京探望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身体不太好，本想去家里探望，但李老师坚持要在“熊楼”二楼的办公室见面。李老师显得十分郑重其事。李老师见到我，每每喜欢问我对时局的看法，我也很想知道李老师的看法。在李老师那代人的生命中，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关怀是他们一生追求的真问题。李老师跟我们讲了足足三个多小时，谈到人生、治学、国家民族未来发展各方面，我们都觉得时间太少，许久未见，有很多话要讲。临别时，李老师还有一种话还没讲完的依依不舍之感。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从此，阴阳两隔！李老师把他最好的一面留给了我们。我想应该把我知道的李老师为人为学都写下来，把李老师讲过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看法作为口述史记录下来。让这些承载历史、智慧与风骨的文字长留人间，是最好的纪念，更是作为学生的一种责任。

入学初识门庭

最初与李老师结下师生之缘，是在清华建筑学院读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中国城镇化问题，那是在吴良镛先生主导的《人居环境概论》课程中的一讲。我那时认为，要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这个国家才有前途和未来，这是我2004年去鄂西北农村做大学生社会实践时的深刻体会。我的调查结论是解决农村问题要靠城镇化，否则农村没有出路。李老师讲的问题、发展路径，引发我很大的思考和兴趣，下课后我对李老师说，我想考取您的博士，跟着您研究中国城镇化问题。李老师说，“小葛，建筑学是强势专业，你要想好啊”。

经过努力，没想到我竟然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李老师的学生。而且，听沈原老师讲，“还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第一名，对此你的导师颇为满意。” 我当时有些飘飘然，但其实做好研究与考试考的好是两回事，我后来对自己的博士论文并不满意，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十分惭愧，但幸好我还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还在坚持做真问题的研究，还在继续努力。

最近，我和杨晓晨博士、郑路老师合作的一篇研究中国土地城镇化的论文即将发表，这篇文章凝结了我们十年的研究与思考。最初就是吴良镛先生向李老师提出问题，我还记得李老师转述的原话，“李强，你们能否把中国土地城镇化与房地产经济的内在逻辑和结果讲清楚？”我们合作的这篇论文就是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希望以此回报老师的指导培养之恩。但世事无常，没有让李老师看到这篇文章，是我终生的遗憾！

李老师常说，“做好研究需要艰苦地努力与不断地积累，尤其是文科专业，没有长期积累是不行的。”有一次我问李老师，一个青年学者如何治学？是不是先专精，再扩展到相关领域，这也是很多中青年知名学者传授给我的经验。李老师说，“天任，你不要着急，要先通博，再专精，才能走的远！”对此，我印象十分深刻。做学问的出发点，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真问题、真研究，只有通、博才能站得高，也才能专、精得了。

李强教授手稿

李老师的学术研究非常注重跨学科交叉。李老师与建筑学院有着密切地合作。李老师来到清华教书伊始，那时候清华文科刚刚复建，带不了社会学的博士，吴良庸先生给予了极大地支持，让李老师在建筑学带博士，于是我的很多师兄师姐其实都是在建筑学院拿的博士。这开启了清华建筑学与社会学长期合作的友好历史，培养了许多具有跨学科交叉特长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对外招博士的时候，都公开注明“社会学系（城市规划方向）”。后来，我知道，这其实是很先进的理念，在欧美大学这其实很正常，有的学校毕业的时候还可以拿两个学位，有的老师还可以是建筑学院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双聘、甚至还有加上国际关系学院的三聘教授，比如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不鼓励通才培养是另外的话题，有其历史因素。然而，清华社会学、至少是李老师这里，并不是这样。

记得有一次，在北京市社会学年会后的晚餐上，我们去给李老师、郑杭生老师敬酒，李老师指着我对郑老师充满自豪地说，“这是我的学生葛天任，他放弃百万年薪，追求社会正义，从建筑学院来到社会学系跟着我读书”。这句话，我记到现在，不敢忘记。

做学问要研究真问题

李老师常说，做学问要研究真问题。在清华社会学系诸位先生的熏陶和带领下，我慢慢体会到，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当下的真问题，这是清华社会学最大的特色和最优良的传统，这更是李老师经常念兹在兹的事情。李老师也曾经问我，“天任，你想继续做城市方面的研究，还是继续做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回答，“我真正想做的是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不想局限在我曾经的专业领域，既然学社会学就要做社会学的研究。

李老师经常对我提起，“做研究要从社会事实出发。”如今我们不能因为外界因素的变化，而改变学者应有的治学取向，要么龟缩到历史的“故纸堆”里，要么自觉不自觉地“造概念”，搞脱离实际的“名词创新”，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要么为了发表外文生搬硬套外国理论把中国说的一团糟。

清华社会学的传统奠基在李强老师等一代社会学人著作之上，他们在研究风格上各异，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取向和标准，那就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基于田野和调查来做研究，并且最重要的是，要直击几代中国人最关心的那些重大问题，那些对国家民族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真问题。我想这至少是我们这些清华社会学系毕业的学生应该谨记的一条原则，不能忘记！

我之所以更坚定地选择读李老师的博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李老师的学问来自于大规模抽样与社会调查，是从田野到书本，再从书本到田野。无论李老师早期关于中产阶层的研究，中期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全国大规模抽样样本调查，还是近期力推的“新清河实验”。

记得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当时我为了确定调查地点，正好北京市规划委员会要解决“挂账”城中村的事情，我跟李老师提起，李老师就说可以去清华后面的清河街道和朱房村做研究，那里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果然，那里社区生态非常丰富，很适合作为社区调查的地点。2012年底我和于建明老师去了一趟清华大学后面的朱房村。于建明老师是从日本著名的御茶水女子大学留学回来的博士，研究家庭社会学和养老问题。

朱房村是北京“折叠”的另一个世界，那里居住大量外来人口，长达两年的田野调查让我对那里非常熟悉，至今印象深刻。尤其是那里的“地下教会”，我跑进去和那些拾荒大妈聊天，她们是社会的边缘底层群体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但有不少却是基督教的坚定信仰者。我和李老师讲起，李老师每每说“主流文化没有关照到这个群体，将他们排斥在外，他们需要心灵上的关照”。

后来，为了我的博士论文，李老师又亲自带我专门去了一趟朱房村委员会，帮我联系好那里的干部，这样我就可以“安全”进入田野调查。后来，李老师开启了“新清河实验”系列研究，几位博士后同门对清河街道、朱房村一带开展了更加系统的研究，而且直接“干预”社会，以刘佳燕、谈小燕、肖林、王拓涵、陈梦萍等为核心的团队成员做了大量具体而扎实的工作，推动新清河实验落地生根，为培育社会，建设理想社区贡献良多！这其实是一种从书本到田野的“社会改造”路径。我至今记得沈原老师常常讲的一句话：“你不能无动于衷”。

当时，李老师专门从课题经费里给我拨款13000“大洋”，支持我做问卷调查，我至今难以忘记。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经历让我明白，只有面对面地访谈、只有真正处理数据，才能够真正从社会事实中发现问题，才能真正触及社会的深层逻辑。

社会学年会与课题会

如果说做调查相对比较艰苦，那么参加社会学年会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这是因为，除了聆听“大咖”讲座之外，年轻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非正式场合的交流往往更具启发性。我的很多论文点子都是在社会学年会结束之后，与李老师和各位老师同学聊出来的。

李老师还经常邀请一些“牛人”来参会，会后一般都会组织我们一起“晚宴”，那当中的“神聊”往往以一种开心且放松的方式将历史、思想和智慧融入我们的心中。记得有一次，在贵州开会，李老师邀请著名社会学家丁学良教授来开会。丁老师酒量很好，也很会品酒，更了解很多历史。后来，在武汉开会，丁老师再来参会，丁老师也和强门的很多学生成为了忘年交。丁老师视野开阔，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再崛起》《中国软实力与周边国家》等内地关注严重不够的作品，是改革开放后赴哈佛大学留学的第一位社会学博士。

后来，李老师也经常邀请韩国著名社会学家韩相震教授来参加年会，也曾多次率领课题组赴韩国首尔大学参加学术交流。有一次，李老师叫住我，还有就是韩教授。李老师问韩教授：“韩国民主化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韩教授回答，“在于美军的保障，韩国民主化二十年若无美军，是不可能平稳过渡的”。我知道这是大事，非常值得研究，他们的对答我就记录了下来。

此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哈佛大学傅义教授、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教授，还有斯坦福社会学系的周雪光老师，这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盛宴。傅先生在中国享有盛名，我在哈佛访学的时候，曾有机会两次到傅先生家中参加研讨。在甲所的晚餐会上，听傅先生谈及对时局的看法，傅先生对中国改革开放展示了更多期待，他是真的懂中国，他讲起还有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重要人物的书要出版，但不幸的是，后来这本书未能出版，傅先生就离开人世了。英国的社会学家阿尔布劳则谈及全球化、超国家阶层与中国文化，其实他当时对全球化不无担心。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雪光老师说，“不要过多地辩论，要多学习多综合各家的长处”。还有很多人和事，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内化于心，使我受教终生。

李老师的课题讨论会对我来说是一次全面学习、提高的机会，大约每月一次，一般由李老师负责相关课题的博士后负责召开。我读书的时候，有四大博士后负责课题组会，她们是史玲玲、陈宇琳、于建明和张莹。对我来说，等待召唤，盼望着课题会的时候听李老师讲故事，是当时最大的期待。课题会的历来传统是大家汇报近期工作，讨论常常十分热烈，经常一个下午还不够，要延长到晚上六七点钟，会后李老师一般会让大家去校园餐厅吃“大餐”，改善一下伙食，那也是我们学生们交流讨论的有趣时刻，一般就去附近的照澜院教工餐厅，如今想来十分怀念！

李老师也会在课题会上旁征博引，有时候经常跑题，这时候各种故事就会时不时地跑出来，对我来说，这些故事才是课题会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些故事往往凝聚着李老师的治学、为人与对世事的观察理解。例如，有一次，李老师讲起自己的外祖父于省吾先生，变得非常激动，他用手一指外面对我说，“天任，你去把我办公室里的于省吾全集拿来一本”。他要给我们讲当年于省吾教授是如何把自己所藏的200多件商周青铜器捐献给国家的，那本书里有捐献目录和图片。我还开玩笑地问李老师，“咱自己没留下一件吗？”，哈哈。

于省吾先生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是国内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于先生有一位高徒，就是清华大学赫赫有名的历史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为了不让国宝流失海外，他拿出大量积蓄购买文物，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部捐给国家。李老师还说到，于先生有老一辈学者的风范，对于素不相识、名不见经传、但专程拜访求学的李学勤先生，赠予珍贵图书多套。李老师经常感慨，那一代学人对于国家、民族与学术的真诚与热爱。

其实，李老师也是这样对待他的学生、包括很多素不相识的求学者。令我终生感激的是，李老师在博士二年级向薛澜教授和托尼·赛奇教授推荐我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Ash中心联合培养。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城镇化问题，到哈佛大学后主要希望做中美城镇化比较方面的研究。机会难得，哈佛之行以及在哈佛所结识老师、同学，他们对我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意义重大。

但临行之前，李老师对我说，“到哈佛学习，要多听多记”。李老师谈到治学之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研究取向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诸问题。李老师不同意所谓现代化陷阱之说，更不同意激进偏激的一派观点。他主张渐进改革，他多次提到，“要好好研究英国的现代化，中国要向英国学习，渐进改革，不折腾，不翻烙饼”。他常常对我们讲，要多研究真问题，少谈那些不着边际的“主义”，要积极推动国家民族的进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发展世界。

言传身教

对我而言，李老师的言传身教可谓影响至深。尽管李老师的师门里有不少学生当领导，李老师并不反对学生从政，但李老师最欣赏的还是学生们能够做出大学问，能够成为学术大家。李老师援引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话，法国之所以是法国，靠的是伟大的学者、作家、艺术家，而不是官僚。还有，他常常提起梁启超先生曾经对梁思成先生所讲的那句话，愿意大致是，中国有两百多个皇帝，许多至今已经无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中国只有一个李白、一个杜甫。在李老师看来，中国真正需要的是大学问家，只有伟大的思想才能真正塑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李老师是一位学者，而且对此他有着非常清醒地认识，以及非常执着和高远的追求。李老师把学术当自己毕生的使命，正应了韦伯所讲的那个“召唤”。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有两次机会进入“枢机”，但他都拒绝了。但是李老师很少提到这些事情，跟我们也从不讲起、对外从不吹嘘。李老师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出身，“惯看秋月春风”。在他心中，学术、育人才是真正的大事，课题会上涛涛不绝，跟大领导吃饭，没有时间。李老师经历过艰苦岁月，有时候自己去食堂吃饭，剩下的馒头要打包带回去。这些事，我觉得应该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样也更有意义。

李老师经历艰苦岁月是那段乾坤翻覆的历史时期，但从没听到李老师讲他有多么苦，每次提到他当时在黑龙江农村当知青、伐木盖房，他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后来，有一次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卢迈先生提起，李老师那时苦学英文，经常在被窝里看书。李老师喜欢读书，也珍视读书。李老师有一次对我说，“那十年，我把文津阁里的书都读遍了”。后来还叫我去文津阁，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找一本书，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桑德斯的《社区论》，那本书国内几乎无人知晓。后来还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找到了。我十分佩服李老师的勤奋和记忆力。

最后的话

对于社会科学，李老师有着非常系统深入的认识。他坚持清华大学要办社会科学学院，香港很多大学都采取这种模式，在当前社会科学方法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统一的时候，社会科学只分领域，不分学科。他常常对我说，“天任，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都要学好”。李老师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他常常强调“科学性”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三年前我探望李老师时记得跟他汇报我在国际关系学院，李老师笑了笑说，“社会科学都是通的”，我说“国际关系给我了很大的启发，现在中国社会学缺乏全球比较视野”，李老师也认可，他说中国社会学现在也到了这个时候，要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李老师给我们的人生滋养是潜移默化的，给我们的人生财富是取之不尽的。还有许多故事、点点滴滴，还有许多重要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讲述，我只能记在心中，写在日记之中。

遥想今年四月底见老师最后一面之时，他仍不忘告诉我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最新思考。他反复叮咛我，像是让我记下他的话：我们的国家民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有时候感到很忧虑，在大国竞争加剧的世界，要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要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要坚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

瑾以此文纪念我的恩师、人生导师、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