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时代造就不平凡人生。李强一生投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亲身参与和见证中国社会学学科从恢复、重建到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全过程，是新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之一。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一面旗帜，他开创性地构建了作为中国社会学三大板块之一的应用社会学学科体系，是社会运行学派的中坚力量和重要贡献者，重启并领导新清河实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社会最为迫切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社会科学研究。他是当代最具经世致用品格的学者代表，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求知问道 直面中国社会真问题

李强投身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勇于回应重大时代性现实问题，是贫困问题、农民工与城镇化、社会结构变迁、老龄社会等研究领域的领军人。

贫困问题的研究。李强这一代学者因改革开放而获得成长和发展的机遇，同时也是在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走上时代大舞台。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向社会科学界发出“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的动员令。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高贫困发生率国家之一。大学时代的李强对贫困问题深感忧虑，开始孜孜不倦地求索，贫困研究后来成为终其一生的学术关怀。大学毕业不久，他便在《理论纵横》杂志发表《论中国的贫困文化》（1988）。此后，他一边积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贫困线测量与治理贫困对策”等项目，一边相继发表《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1989）、《中国扶贫之路》（1997）、《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2000）等专著，以及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许多著述和观点都具有首创性价值。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阶段，李强亲赴重点贫困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将自己对贫困问题的学术思考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相结合，发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贫困治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广安实践》（2020）等重要著述。

李强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同样不遗余力。随着城市改革开放特别是国企改革的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下岗失业人员逐渐增多，城市贫困成为突出问题。李强的研究重心也随之转移到“我国城市中的贫困层研究”（1996年立项）等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上来，发表《社会转型与城市贫困层问题》（1997）、《市场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出现原因分析》（1998）、《探索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之路》（1999）等一系列重要研究著述，为解决当时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难题和生活困难问题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持。

农民工与城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新型工业化战略带动了大规模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围绕农民工、城镇化问题，李强开展了近20项各类重点或重大研究课题，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近60篇、专著近10部。他是最早从劳动移民角度开展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将移民的推拉理论运用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分析，并将移民汇款、移民适应性等移民社会学的核心主题纳入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市民化等研究领域。他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趋势、发展模式有自己的独特理解，总结并分析了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主动城镇化与被动城镇化等模式。李强较早提出“人的城镇化”思想，直击城镇化的核心实质和发展方向，以此为主要内容的课题研究报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社会结构变迁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的国内国外局势下开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结构将产生什么影响，是国际国内社会学持久关心的核心研究主题。李强从学理脉络、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基础、实证分析等方面，深入分析现代化、市场化、城镇化等宏阔社会过程对微观社会生活、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分层理论体系。他的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思想，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职业技能等方式加快形成中间阶层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型向橄榄型改进的构想与实证，都充分显示了其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分析理论的优势。李强深切了解社会不平等的顽固性和持续性，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始终以关怀人的发展特别是底层群众民生福祉之改善为己任。同时，他对社会结构向良善方向发展抱有坚定信念，“碎片化”社会结构思想、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的思想、建设“能动社会”的社会实验与社会治理实践等，都是围绕如何能最大限度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展开。

老龄问题研究。李强是国内较早注意到我国人口老化危机的学者之一。早在1988年，李强就在《科技导报》发表题为《中国人口老化危机》的论文，系统分析了中国人口老化的原因、现状和趋势以及人口老化困境与对策问题。李强认为人口结构是关涉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因素，应对人口老化是重要的政策选择。当时他就设想通过子女养老、单位养老、社会保险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养老途径并举的方式应对人口老化危机。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系初期，他领导成立清华大学老年学研究中心。这是国内社会学界较早的老年研究机构，长期坚持老年学研究和教学，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2016年，他又领导成立了清华大学老龄社会研究中心，系统开展了智慧健康养老、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准备等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两方面的研究。在清河实验基地，在回天地区，他主持和规划适老型、老年友好型社区干预实践，并获得较大成功。

知行合一 推动“新清河实验”

李强力推对城市社会问题的交叉学科研究，启动“新清河实验”，开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新思路与新路径，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研究的成功范例。

开启清华大学城市社会学发展之路。面对城市化、市场化所带来的城市空间形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基层治理体系的巨变，李强与吴良镛先生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诸多同仁一起大力推动对城市社会问题的交叉学科研究，由此开启清华大学城市社会学发展之路。早在21世纪之初，李强就先后与西城区人民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开展对什刹海地区历史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的研究。他主持多项与城市社区相关的重要课题，将社会分层研究与城市社会学紧密结合，围绕社会空间公正、居住分异与社会距离，基于分层秩序与基层社会共同体形成等重要问题提出“住房地位群体”“社区治理中的集体消费”和“社区整体地位分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出版了（合著或主编）《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09）、《城市社会学：北京城市社会生活调查》（2013）、《北京·首尔·东京 城市生活与市民态度》（2015）、《协商自治·社区治理：学者参与社区实验的案例》（2020）、《中国基层社会治理》（2023）和《新清河实验》（2023）等著作。

社区研究和社区治理研究。社区研究、社区治理研究成为李强晚年学术研究的重心之一。“社区”对于他而言有多重意义：它既是构成社会的“细胞”和反映社会的“缩影”，也是观察社会的“窗口”和方法；既是社会学开展实证研究的“基地”，也是社会学者参与社区治理实践的“实验室”。李强的社区研究和社区治理研究可以概括为“在社区中发现社会”。

首先，李强重视社区研究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把城市化宏观趋势和社区微观变迁结合起来。社区研究是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也丰富了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和范式。他特别强调“社区研究是社会学者应该掌握的‘看家本领’”，“社会学其实擅长于社区研究”，认为社区的微观性为把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恰当的观察窗和切入点。

其次，李强把中国社区研究置于对西方社会学的自觉反思中，并由此探寻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实现路径。他认为西方社会跟中国社会“历史根基不一样，发展路径有差异，社会共同体有差异……越研究中国越感到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完全充分解释中国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学者应该把握中国，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特点”。李强自己也正是这样在城镇化和基层社区研究中探索这些特点。

再次，李强把社区治理研究与社会学人才培养、社会学干预和落实中央社会治理要求等结合起来，从历史传承和时代需求出发建立新清河实验，将之界定为“一种专家学者参与的社会学社区干预实验”，不遗余力地推动，期盼甚厚。李强推动新清河实验既是为了赓续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和社会责任，也体现了社会学问题导向和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特点，同时也为学生们走出“象牙塔”、扎根田野提供场地。积极回应时代和社会的迫切需求也是推动他从“知”到“行”转变的动因之一，在多年研究中他深感全国各地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强烈需求。他始终认为，“社会学的本土化需要扎根社区，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社会治理落到实处，同样需要以基层社区治理为切入点，培育以地域为基础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因此，“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本土化问题与国家提出的‘社会治理’问题二者相互汇集”。

最后，李强努力从社区研究和社会治理研究中发现社会内在活力，目标指向建设“能动社会”。作为“老三届”的一代人，李强年轻时就对民间社会和基层生活有着切身感受，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始终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他认为，“社会”的建设和发育在这三者之中相对严重滞后也最为弱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大包大揽和民众被动依赖也是相辅相成的。“被动社会”如何转变为“能动社会”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在重要学术期刊和《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多次撰文，反复阐释社会治理创新、社区治理及其现代化、新清河实验的内涵与意义。“社会活力”“社会能动性”“社会自组织能力”和“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等也就成为他论及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时的关键词。城乡普通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就是其最直接和最生动的体现，与民间草根组织、业主组织、社会组织和行业/职业团体等有形社会力量以及社会信任、社会自我调节和社区自治等无形社会机制一起，构成了他心目中朴素而关键的“能动社会”。

李强一生获得很多重要的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和荣誉，但他却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身后有一个来自民间的奖项意义尤为特殊——致力于社区营造的社会行动者社群自发授予他“社造学园奖”之“特别纪念奖”，而这些基层实践者的身上正体现着李强心目中的“社会活力”。

良师之范 倾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李强跨入社会学领域之时正值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当时的社会学亟须廓清自己的知识框架，呼唤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为培养紧缺的社会学人才，还需编写一系列教材以提供基础性支持。为此，李强与老一辈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开展了多方面合作，包括合作完成《社会指标理论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方法专著和论文，积极组织和编写以“社会运行论”为主线的《社会学概论新修》等教材，在《社会运行导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社会运行论专著和论文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社会运行学派的中坚力量和重要贡献者。同时，李强还是国内最早主持和开展全国性大样本抽样调查的社会学家之一，为中国定量社会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在应用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他为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中国社会学本土化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构建应用社会学知识体系，完善新时期社会学学科发展基石。社会学知识体系十分庞大，人们对这一学科的认识也千差万别，但从社会学本位看，一般认为可以划分为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应用社会学三大板块。这里的应用社会学几乎涵盖了所有应用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分布范围广、内容体系和研究手段相对独立，需要在一定形式上对其加以统一，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李强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非常强调实证研究、实地研究、田野调查、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的学科，而应用社会学就是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相应的社会领域，进行实际社会问题研究的学科。但这个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分支学科达到100多个，应该如何将之整合成一门具有统一形式和法则的学科呢？李强提出了四个应该遵循的原则：第一，该应用领域或分支学科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第二，该领域或分支学科具有突出的应用特征，具有明确的应用领域，特别注重应用方法的研究；第三，该应用领域或分支学科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有明显的知识含量；第四，该应用领域或分支学科有明确的就业领域，对进入对应的职业体系负有明显的培训功能。由此，他于1995年主编出版了教材性质的著作《应用社会学》（该书于2004年、2020年两次再版），受到高校师生欢迎。在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社会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期间，进一步主张将应用社会学设为二级学科。同时，他还系统论证了应用社会学中最具职业发展价值的社会政策学学科，与学科评议组同仁共同努力将其正式纳入社会学二级学科目录。2015年大型国家知识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第三版）》编写时，他担任《应用社会学》分支的主编，邀集了48个分支社会学的数百名学者来共同整理、完善本学科各个重要知识点，为应用社会学也为社会学整个知识体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编写亟需的社会学教材以支撑人才培养。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的人才培养迫切需要一些基本教材的支撑。为应对当时的需要，李强积极编写了《西方社会学史》（1987，与郑也夫等合作）、《社会学原理》（1988）、《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概论》（1988）、《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等。他主持翻译的波普诺所著教材《社会学》也在“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中大受欢迎。其中，《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1993）还是国内最早系统介绍社会分层与流动之理论方法、具有教材性质的重要专著之一。他编写的《社会分层十讲》（2008）也再版了三次（第三版书名为《社会分层十五讲》，即将出版）。该书在介绍西方分层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提出了符合中国社会特点的分层理论与体系，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事实上，李强不仅亲自撰写多种重要教材，更重要的是，他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复建和发展清华大学社会学学科的过程中，始终将教材建设、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策划和组织出版《清华社会学讲义》系列教材多种，为创新社会学知识体系、实现跨学科知识交流打下了良好基础。他所撰写的一些教材曾荣获首届全国教材建设优秀教材一等奖，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等。

人才培养是学科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从1985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开始，李强躬耕高等教育教学近40年，始终坚持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作为导师，他指导过8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其中30多人在国内外知名高校任教。他开设过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研究方法、理论社会学研究、应用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城市社会学等10余门课程，其教学水平备受同仁与学生赞誉。1995年，李强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1998年，被教育部、人事部授予“全国模范教师”称号；2018年，被评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此外，李强还曾多次受邀赴海外一流高校讲学，为进一步扩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国际上的影响作出了卓越贡献。李强还曾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社会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高校社会学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始终心系中国社会学教育事业。

（感谢刘精明、何晓斌、孙弋帏、张子约在文章写作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